國內選舉對民主進步黨中國政策的影響

國內選舉對民主進步黨中國政策的影響

授課教授：陳明通老師
報 告 人：國發所在職專班碩一 P95341024 洪智坤
一、 前言

從民主進步黨在一九八六年成立以來，「台獨」的意象始終與其緊密連結，這是民進黨與主要對手最顯著的差異，而台灣的政治光譜也以此為主要的軸向，向兩端劃分開來。我們幾乎可以說，台灣現今政治的大體架構與主要矛盾，就是在民進黨確立台灣獨立的命題時(而這早於台獨黨綱的訂立)所建構出來的。故討論民進黨的中國政策，對於明確地描述台灣政治的現實狀況，顯然是有其重要性的。
在這份簡短的報告中，我們要問的是：民進黨是如何逐步建構中「中國即他國」的政策方向的？而又經過哪些的轉折與變遷、前進與妥協？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問的是：台灣國內的歷次選舉，又如何地作為民進黨中國政策變遷的主要影響項目？
要特別指明的是：在這份報告之中，我們主要討論的重點，並不在於將民進黨視為台獨的使命政黨(missionary party)，以及檢討民進黨中國政策在應然層面上的是與非；相對的，我們將以一般民主國家選舉中，所有政黨皆屬於爭取選票極大化的掮客政黨(broker party)，來討論民進黨如何以中國政策變遷的輸出，來適應政治系統中環境的變化。

二、只爭不分----黨外時期的中國主張
(一)「黨外」政治勢力分析
在民進黨肇建之前，所謂的黨外，只是脆弱的反國民黨聯盟。就意識型態而言，它並沒有什麼積極的正命題，充其量只是國民黨「反攻大陸」戰時動員國家的反命題。
黨外運動一般是指台灣之民主進步黨成立之前的反對黨民主運動。因為當權的國民黨實施戒嚴，不准新成立政黨，因此具有政黨雛形的反對派，以「黨外」為名，推動台灣民主。早期無黨籍候選人皆以「無黨無派」作為口號，而「黨外」一詞大量的使用則是自康寧祥、黃信介開始。
雖說以黨外活動為名的台灣民主活動於1950年代就以零散方式存在，不過真正成型是在於1970年代，而活動的時間與範圍除了於議場外，就是國會議員（立法院立法委員）部分改選的選舉過程。而1979年年底的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後，為黨外活動之高峰及挫敗期。
1969年11月的臺北市議員選舉中，當時為加油站工人的康寧祥以高票當選市議員；而在12月的民意代表選舉，曾任兩屆臺北市議員的黃信介也在康寧祥的助選下當選立委。1972年底，康寧祥在臺北市參加中央民代選舉，以高票當選立委，同時，黃信介之弟黃天福也在與康寧祥搭配之下當選國大代表。1973年年底，《大學》雜誌的張俊宏與地方政治人物結合，參加臺北市「黨外四人聯合陣線」角逐市議員，4人皆高票落選。當時民間甚至流傳著他們輸給「兩票」，即「買票和作票」的說法。
1975年8月，張俊宏、康寧祥、黃信介創辦《台灣政論》月刊，由康寧祥出任社長、張俊宏任總編輯、黃華任副總編輯、黃信介擔任發行人，而法律顧問則由姚嘉文擔任。由於《台灣政論》對該年立委選舉時言論的升高，造成國民黨統治當局的不滿。年底《台灣政論》月刊即遭停刊，總共只出了5期。但康寧祥仍再度蟬聯立委，當時以黨外名義當選者尚有彰化的黃順興及嘉義市的許世賢，然而郭雨新卻敗北（但在郭雨新的選區卻出現3萬張廢票﹞。1977年11月舉辦的5場選舉，造成黨外人士的大串聯，其中以高雄市、高雄縣、雲林縣、桃園縣、臺中市、南投縣、宜蘭縣、臺南市的選情最為激烈。張俊宏離開臺北市回故鄉南投縣選省議員，林義雄回宜蘭縣選省議員，而許信良則脫離國民黨參加桃園縣長選舉。國民黨則提名歐憲瑜參選縣長。11月9日發生「中壢事件」，許信良高票當選桃園縣長。當年黨外人士在縣市長當選4人、省議員當選21人﹝較著名的有南投縣張俊宏、高雄縣余陳月瑛及宜蘭縣的林義雄﹞、臺北市議員當選6人。其中以林義雄及張俊宏的表現較為優異，然而黨外卻出現了「群眾路線」及「議會路線」的分岐。
1978年的中央民代選舉，呂秀蓮、姚嘉文、陳鼓應、張德銘、黃煌雄、陳婉真、王拓等人的投入為黨外注入了新血。9月，立委黃信介宣佈成立「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並且在10月31日提出「十二大政治建設」做為候選人的共同政見。10月25日，「黨外人士國是會議」召開，發表聲明書，重申「堅決擁護民主憲政，反對暴力，熱愛和平」的立場。由高雄黑派大老余登發帶頭連署，共70人簽名。11月24日，「全省黨外助選團」總部成立，在12月5日發生因國歌所引發的「中山堂事件」。1979年1月21日，警備總部以「涉嫌參加匪諜吳泰安叛亂」為由逮捕余登發、余瑞言父子，社會一陣嘩然。1月22日，黨外人士發表〈為余氏父子被補告全國同胞書〉，當天下午黨外人士走上街頭遊行，參加者約30人，桃園縣長許信良亦南下參加，此為橋頭事件。但許信良卻因此遭到台灣省政府以「廢弛縣長職務」為由的彈劾。4月20日，監察院通過彈劾並處以「停職」處分﹝7月1日生效﹞。5月24日，黨外人士為許信良舉行生日晚會，約2萬人參加。6月，康寧祥、陳永興創辦《八十年代》雜誌，康寧祥任發行人、司馬文武﹝江春男﹞擔任總編輯。
1979年8月，黨外人士創辦《美麗島雜誌》，由黃信介任發行人、社長許信良、副社長呂秀蓮及黃天福、總編輯張俊宏。12月10日，發生了美麗島事件。之後於1980年3月18日起展開為期9天的美麗島大審。當中在1980年2月28日，發生了震驚社會的林宅血案！4月18日，警備總部軍事法庭判決：施明德無期徒刑；姚嘉文、張俊宏、林弘宣、呂秀蓮、陳菊等各12年有期徒刑。美麗島事件雖然造成黨外運動的一度停頓，但受難者家屬卻紛紛打出如「為夫出征」等口號參加選舉，如年底的姚嘉文之妻周清玉、張俊宏之妻許榮淑、黃信介之弟黃天福高票當選立委或國大代表；而一些為美麗島大審奔走或辯護律師也紛紛參與政治及選舉，如1980年底張德銘當選立委及尤清獲省議員5票支持當選監查委員、1981年11月蘇貞昌當選省議員、謝長廷及陳水扁當選臺北市議員。此外，游錫堃及林正傑的掘起也為黨外注入新血。
1983年9月18日，在謝長廷等人的推動下正式成立「黨外中央後援會」。年底江鵬堅、張俊雄及林義雄之妻方素敏當選立委，然而康寧祥、張俊宏、黃天福及許信良之弟許國泰卻敗選。1984年「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討會」成立，由費希平任理事長、林正傑任秘書長。公政會還曾一度被執政當局視為非法組織。1985年3月，費希平退出公政會，公政會改選監理事，尤清任理事長；謝長廷任秘書長。同年11月的地方選舉，黨外臺北市議員全數當選，其中新當選的包括顏錦福、張德銘、黃天福之妻藍美津及陳水扁的助理周伯倫；而林弘宣妻林黎錚則當選高雄市議員。1986年公政會醞釀設立各地分會，導至內政部重申予以取締。5月10日，「黨外公政會臺北分會」率先成立，一周後康寧祥成立「黨外公政會首都分會」，全島各地紛紛成立分會。
1986年9月28日「黨外中央後援會」在臺北圓山飯店召開候選人推薦會，卻意外決議以黨外候選人為新政黨發起人，民主進步黨成立，之後民進黨於11月10日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通過黨章、黨綱及選舉幹部，江鵬堅成為首任主席。黨外運動正式走入歷史，並交棒給民主進步黨繼續進行。
在這個階段裡面，民主選舉是被有限度開放的，黨外人士之所以能夠有大量斬獲，也是肇因於部份選民對於民主的素樸渴望，或是尚處於地域主義層級的「省籍意識」，此時台獨的國族論述尚未真正成形。我們也可以從上述的名單中看出，這樣的一個黨外聯盟，尚包括許多的左統人士，要說台獨是黨外的政治意識型態，尚有一定的差距，甚至連初步的「本土意識」都還尚在萌芽之中。

(二)「三面紅旗」與「雞兔同籠」的辯證----
泛新潮流系與泛美麗島系的中國政策差異
從現今的政治氣氛來看，記憶力稍為薄弱的人，恐怕已經很難想像民進黨建黨時期的派系與統獨主張的分野。事實上，黨外以及民進黨日後的台獨路線，雖然不能說是新潮流所創立的，但能夠主流化，卻確確實實地是由新潮流系及其前身的黨外編聯會推動之下所達成的。
從早期黨外時代的「批康事件」，到民進黨成立後歷屆黨主席之爭，乃至成功催生「台獨黨綱」，新潮流系可說是無役不與，鬥性堅強並樹敵無數。也由於勇於衝鋒陷陣，新系才能長期主導民進黨「集體領導」制等重大政黨路線，並且扮演推動台獨論述的急先鋒角色。
新系對於民進黨走向的影響，基本上可以歷屆黨主席任期為縱軸，「民進黨路線」與「台獨論述」為兩大橫軸。新系尚未正式成立前，以邱義仁為首的黨外新生代，即已於一九八一年掀起批判黨外領袖康寧祥「公職掛帥」的批康風潮。
一九八三年新系成立後，立即以「黨外編聯會」為基地，對黨外公職組成的「黨外公政會」發動一波波攻勢。新系當時的主要策略，是以群眾路線挑戰議會路線、以「自決」挑戰黨外公職強調的「民主」，並在「雞兔同籠」等論戰中取得黨外論述優勢。
其後新系與海外台獨聯盟也出現「土獨」與「洋獨」之爭。台獨聯盟雖然最早建構台獨論述，理論體系也最為完整，但新系在島內卻最為激進，使得台獨聯盟始終無法在島內生根，「土獨」終究壓倒了「洋獨」。

三、確立台獨黨綱的創黨時期
(一)爭辯之後的清黨
在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成立後，作為一個政黨，自然必須尋找其意識型態之正面命題，在多元的進步思想彼此競逐之下，台灣本土意識超越了其他的訴求，成為民進黨的最主要政治綱領。這期間的原因，不能不說是，為了因應在選舉動員之中，能夠以最簡單的語言，訴求這項理念，而本土意識，或是素樸的台獨主義，自然也遠比台灣始終未曾出現的階級意識，更能提供作為民進黨基本選票來源的基層群眾，一個更直接的情緒出口。
而民進黨在此時，其選票支持度也由明顯的攀升，在1989年的三項公職人員選舉中，民進黨的得票率高達29.7%，某個角度上來說，這未嘗不能詮釋為政治路線確立以後的正面效果，而相信當時的民進黨菁英份子也是如此思考的。
然而，這樣的政治路線的確立，自然也對原本多元的意識型態產生了排擠的效果，遂有部分的民進黨參與者，開始被排除在歷史的洪流之外，以下是幾個顯著的例子：

1.費希平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三時，立委費希平召開記者會，宣佈退出民進黨，從此與「台獨法西斯份子」劃清界限，並且收回退職的決定，要繼續「向大陸選民負責」。這齣「退黨而不退職」的鬧劇 ，引起極大的震撼，結果是樂透了國民黨，刺傷了民進黨，毀滅了他自已。 」

2.朱高正
「朱高正（1954年10月6日—），中華民國前立法委員，民進黨創黨元老之一，卻又是最激進地支持兩岸統一的臺灣政治人物之一……1989年，針對民進黨內新潮流系等主張台獨的派系的崛起，曾發表過批評文章，並在一年後正式退出民進黨。」

3.林正杰
「林正杰，台灣政治人物，外省人。早期曾是著名的黨外反對派，被稱為「街頭小霸王」，和陳水扁、謝長廷被稱為「黨外三劍客」。是民主進步黨早期黨員，1990年退出民進黨。曾任新竹市副市長、臺北市議員、中華民國立法委員。雖曾是民進黨員，但即使是在民進黨內時，其政治立場也傾向支持兩岸統一，現在是中華統一促進黨主席。」
(二)台獨黨綱的通過與民進黨前執政期選舉發展
1991年8月民進黨在人民制憲會議中，提出了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草案綱領鼓吹「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自主自立的台灣共和國，及制訂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選舉決定」此時民進黨將兩岸關係定位為主權國家間的關係，已經相當明確，隨後即有台獨黨綱的制訂。
台獨黨綱是於1991年10月13日，民進黨第五屆第一次黨員代表會議中通過。原條文是由新潮流系的林濁水所提，並經前陳水扁加入「住民自決」條款後通過，其主要的條文如下︰「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
在台獨黨綱通過後不久，同年12月舉行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民進黨卻不如89年底的大量斬獲，反而遭受了嚴重的挫敗。此後民進黨選票或有消長，其中的高峰之一，是1994年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這是民進黨在各級選舉中，所斬獲層級最高的一次，直接取得了首都的執政權。在這次選舉中，陳水扁所採取的競選策略，是迴避台獨黨綱相關的問題，而選擇以「快樂、希望」的意象，柔性的向選民訴求。在1997年民進黨接續的以縣市長選舉的勝利，產生了地方包圍中央的態勢。然而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這些選舉的勝利，都是屬於地方自治層級，至於在中央政權的競逐中，成功似乎對民進黨仍然遙不可及。

四、準執政前夕的中國政策轉向
(一)1998年中國政策大辯論
其實在這段期間以內，民進黨內部的中國政策路線辯論也未曾真正止息，其背後的原動力，正是「邁向執政之路」，所有政策的有效性檢證，都是選舉時是否開得出票來。
同時間，許信良出版《新興民族》，在民進黨黨內大膽提倡西進中國大陸，是為「大膽西進」，其後與黨內其他派系開始發生中國政策的路線之爭，因此民進黨在1998年時因此進行一場中國政策大辯論，當時的民進黨主席許信良與他所領導的美麗島系成員力主對大陸大膽西進，但卻遭到來自新潮流系、正義聯線與福利國聯線的三面夾擊，最後大膽西進變成了強本西進，而許信良本人也在一年後就脫離了民進黨。有媒體評論認為，在中國政策上，主張緊縮、反對開放的勢力依然在民進黨內部佔據上風。中國政策大辯論後，民進黨內達成對「台、中雙邊談判的基本原則」、「全方位的台、中互動關係」、「強本西進取代戒急用忍」之三大共識。
(二)1999年台灣前途決議文
隨著民進黨透過選舉斬獲，持續成長，1997年縣市長選舉，民進黨成為地方執政的多數黨，進一步的擴張其政治影響力，但在進軍中央政權時，卻必須面對中間選民在台獨主張（戰爭的可能）與兩岸關係（和平的意象）之間的取捨，因此民進黨為了突破既有的選票藩籬，在1999年第八屆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位階等同於黨綱的台灣前提決議文。台灣前途決議文的主張在第一條即敘明「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出現取代了原本鐵板一塊的台獨黨綱，台灣前途決議文無疑是比台獨黨綱，在中國政策上的定位較具有彈性與空間，將原本唯一的台獨主張，擴張為台灣的未來由台灣人民自主決定，台獨從唯一的方向轉成為了主要的選項。
台灣前途決議文的意義在於，它一定程度地架空了既有的台獨黨綱，但另一方面它也證明了，台獨黨綱的存廢，仍然不是民進黨可以直接討論的一個命題。這是民進黨務實與原旨兩種主義拉扯的結果，而民進黨發揮其彈性，三三七七地妥協出這樣一個結果，此後民進黨在步向執政之路以後，這樣兩種力量也隨著台灣社會的兩極化，而在民進黨內產生更大的緊張。
(三)2000年總統大選----從「使命台獨」到「現狀台獨」
在1999~2000年，民進黨將進行有史以來最接近全國執政權的一次戰爭，在這樣的情況下，面對了明確的壓力：沒有事情是比勝利更具有價值的。捍衛基本教義的精神性意義，似乎無法超越執政在望的誘惑，民進黨也必然要將原本使命黨型態的路線放低，以掮客黨的姿態迎合選民。在這樣的情況下，新的中國定位應運而生。
1999年隨著陳水扁被民進黨提名為2000年總統大選的黨籍候選人，陳水扁陣營提出了一份以「台、中關係正常化」為主軸的民進黨「跨世紀中國政策白皮書」，主要內容是以在國家安全的前提下，建構出一套對於未來兩岸具體的政策走向，其主要內容包括：1.凝聚國家定位共識、2.建立穩定的互動機制、3.發展經貿合作三大項目。
陳水扁並在大選前夕的2000年1月，發表了一篇「亞太和平新世紀、兩岸歡喜看未來」的七項主張，即所謂的陳七項，其內容在強調：
1.堅持善意和解、積極合作、永久和平的原則
2.台灣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沒有宣告獨立或變更國號的問題，也沒有兩國論入憲的問題。
3.推動兩岸關係全面正常化，建立全方位互動機制。
4.在和平解決、平等對待的前提下，任何議題都可以進行協商與對話。
5.台灣願意扮演積極角色，協助中國現代化、民主化。
6.以世界貿易組織模式，尋求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社會、共存共榮。
7.為建立互信、增進了解、積極推動兩岸領導人互訪。
陳水扁固然在台北市長連任選舉遭逢失敗，但陳水扁挾著當時民進黨黨內唯一的超高人氣，獲得了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在陳水扁取得了代表民進黨競逐總統大位的代表資格後，陳水扁開始由英國首相布萊爾聽從學者紀登斯所主張的新中間路線學習轉變，希冀藉由爭取中間選民的認同，達到選票極大化的效果，因此在代表民進黨競選總統期間，提出了新中間路線的主張，在兩岸關係，中國政策這環，展現了更務實的作風，和更和緩善意的主張。

五、執政時期民主進步黨的中國政策
執政時期民進黨（或者說是陳水扁）的中國政策，徹底反映隨著選票曲線振盪蛇行的態勢，即使往原本基進派台獨的方向移動，所表徵的也只是另一種權宜性，因為無論是什麼樣的路線，都沒有辦法固化。
公元2000年3月18日民進黨贏得總統選舉，取得執政權，陳水扁的中國政策進而成為民進黨的全黨執政後的中國政策，陳水扁以520就職作為一個起點，逐漸地發展出一套有別於執政前的中國政策體系與路線，其內容包括了四不一沒有、兩岸統合論，但後來又轉向一邊一國的架構，並在2004年激化到最高點，陳水扁再一次的連任總統後，更發表終統論。
(一)「四不一沒有」----兩岸關係正常化
2000年陳水扁總統就職演說的中國政策 ：
1.海峽兩岸人民源自於相同的血緣、文化和歷史背景，我們相信雙方的領導人一定有足夠的智慧與創意，秉持民主對等的原則，在既有的基礎之上，以善意營造合作的條件，共同來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
2.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
(二)「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兩岸經貿政策
然而在第一年的執政過程中，扁政府因為經濟指標的狀況不佳，而產生一定程度的統治危機，陳水扁所採取的措施，是召開經發會，在中國政策上再度放手。
經發會是由陳水扁於2001年5月18日就職週年演說時提出，共計邀請120位產、官、立法、學、政黨代表參加，分為五組進行討論，分別為產業組、投資組、財金組、兩岸組及就業組。行政院張俊雄院長已裁示，各部會執行經發會共識，行政院將從優獎勵，從重處罰。負責業務執行管考的經建會，將每週列管進度，每季提報執行成效，送交所有諮詢委員，以瞭解政府落實成果。
經發會最主要的結論為戒急用忍政策的鬆綁。在中國相關政策方面重要的共識包括：
• 對中國投資「戒急用忍」政策改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凡有助於提升國內企業競爭力，提升企業全球運籌管理能力者，應積極開放；
• 建立兩岸經貿發展的基本原則為「台灣優先、全球佈局、互惠雙贏、風險管理」， 配合加入ＷＴＯ進程，開放兩岸直接貿易及兩岸直接通郵、通訊等業務，並適度擴大開放中國物品進口；
• 整體規劃兩岸「通航」，在兩岸簽署「通航」協議之前，擴大「境外航運中心」功能及範圍，開放貨品通關入出境，減少兩岸間接通航之不便；
• 放寬中國與海外科技人才來台時間到五年或以上，並藉由長期居留權或免稅措施，提高來台工作誘因；
• 加強發展ＯＢＵ成為海外及中國台商資金調度中心，進一步開放ＯＢＵ得與中國金融機構直接通匯；
• 規劃推動直接通匯，評估規劃外匯指定銀行與中國金融機構直接通匯；
• 依國際慣例，循序開放國內金融服務業赴中國進行業務投資、設立分行(分公司)或子公司；
• 放寬上市櫃公司中國投資限制，准許子公司員工股票分紅；
2001年底的立法委員選舉，民進黨一舉斬獲82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一定程度上，或許強化了陳水扁的與中國和解策略。
(三)2004年總統大選----中國威脅論到公投保台論
但隨著統治危機的逐步加深，2003年9月28日陳水扁於黨慶演說當中提出全民公投、催生新憲的構想和主張，進而表示，將於2004年320的總統大選，依據公民投票法第17條所賦予出，就建立兩岸「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並對320和平公投的內容與意涵進一步說明。
(四)民主進步黨的終統論
在2006年伊始，陳總統於元旦談話中，談到為導正國內過度依賴中國，過分投資中國等，要將2001年經發會的共識「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基本原則，調整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 ，以做為未來兩岸經貿政策的新思維與新作為，接著並於2006年2月，於國安會議上裁示國家統一委員會終止運作，不再編列預算，原負責業務人員歸建，國家統一綱領終止適用 。強調此乃不涉及現狀之改變，而是基於主權在民之民主原則，只要符合民主的原則，尊重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自由意志的選擇，兩岸未來將發展任何形式的關係，也堅持任何人不得為台灣人民的自由選擇預設前提或終極目標。認為人民對於兩岸的終局形式，應當是多元的，不應只限於統一作為唯一的選項。
六、結語
民進黨在前執政階段，以中國政策因應前屆選舉結果，而反饋於次屆選舉，其調整策略皆尚稱有效；而在後執政時期，步調卻呈現混亂、無秩序性，且由向外拓展的策略，轉變為向內鞏固的策略，相對地，也封閉了可能的成長性。